倪育贤等台湾间谍奉命到印度与“西藏流亡政府”勾结 增进所谓“民运”与“藏独”的合作关系

从达兰萨拉到深圳

倪育贤

我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飞离纽约，按预定计划访问了台北，然後经香港、曼谷、德里，於十三日到达印度达兰萨拉，与先期已抵达的项小吉（中国民联理事长）、盛雪（中国民阵秘书长）会合，访问参观了西藏流亡政府，接着於十一月十五日与达赖喇嘛进行了两小时多的会谈。我於十一月二十日转回香港，二十二日取得中国大陆合法签证，当日下午即经罗湖桥抵达深圳，在最後通关时被中共认出扣押，阻滞审讯了数小时後被中共军警“礼送”出境。会见达赖及闯关回国，这是海外民运组织的一次重要活动，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其中一些经验还是值得总结的。

与达赖会谈

十一月二十日我和项小吉、盛雪三人与达赖的会谈和以往有所不同，因为这一次我们代表了几个重要的民运团体。因此，在会见前，我们对会谈的内容和程序作了一些更动，不象原定的一个一个分别会见，而是结合在一起，就双方关心的最重要问题充分交换意见。虽然在会见前达赖喇的平易近人与谦和敦厚我是早有所悉，但当我们与他面对面坐下来开始谈话时，我还是被他的质朴和真诚所感动。他待人非常亲切，十分专注地倾听我们的讲话，时而肃穆沉思，时而莞尔微笑，时而又纵情大笑，完全没有排声与拘束，他思路清晰，反应敏捷，非常善於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令人惊奇的是，他在对讨论的问题作深入剖析的同时，却又关心对方的感受。有一次，他突然中止讲话，起身去把身後的窗帘拉上，原来他发现有缕夕阳正好照在项小吉的脸上，与达赖喇讲话有一种如沐春风、如熏兰芝的感受。他对别人那么亲切平等如同家人和兄弟，这时我几次产生一种上天不公的感受，因为老天赐与西藏人民的是这样一位心地宽厚、纯洁质朴的领袖，而赐给我们的那些他称也罢自称也罢的“领袖”，总是那样张狂疯癫。他们其实都还远没有成为真正的领袖，但却在那里大摆架子，大耍威风而不可一世。达赖这位深受六百万藏人衷心爱戴的领袖却是那样中庸宽厚、谦冲淡泊，好象一个刚刚从田畴回来的农夫。

首先我们向达赖介绍了中国民主运动的状况和前景。达赖喇嘛对中国民主运动表示了高度的关切和支持。他表示，虽然西藏人民有要求独立的权利，但是他并不强求独立，而只寻求真正的自治。他主要关切的是要保护濒临被中共灭绝的西藏文化和民族传统。他考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是人类的幸福和全世界的和平。他说，如果中国给予西藏人民一个公平合理的生活环境，他并不反对西藏留在中国这个大家庭内与汉民族和睦相处。达赖表示，他并不是反共，他甚至对共产主义的理想有相当的认同，他说他只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我对达赖喇嘛的理性主张表示钦佩和赞赏。我向达赖喇嘛陈述了中国民主运动坚决反对中共对西藏自由运动的残酷镇压和灭绝西藏文化的原则立场。中国民主运动和西藏人民的自由运动有着一致的利益和共同的反抗对象。中共是藏汉人民的共同压迫者。西藏人民的自由和福祉有赖於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的成功。我们也向达赖喇嘛表达了中国大陆从专制过渡到民主的转型期中处理好汉藏两大民族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课题，尤其是中共不断在国内煽动大汉族民族主义的今天。民族运动与西藏自由运动的沟通和协调及互相支持是迫切和必要的。达赖喇嘛对此表示赞同。达赖喇嘛还十分关切地询问了民运组织的近况，他对传闻民运组织的分歧和内争深表忧虑，我们向他解释了若干疑问，并向他说明了民运的主流力量是积极的、团结的，并解释了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一定会到来，中共一党专制一定会垮台的社会原因。由於会谈的深入，原定一个小时的会见延长到两个半小时才结束。我认为这次会谈非常必要和十分有益。因为这是中国民运首次以正规的团体形式与西藏流亡政府交换意见。对民主运动和西藏自由运动的充分合作和相互支持，建立了良好的起点。我们的体会是，民主运动应该与中国境内的民族自由运动建立正常的合作关系，才有助於民主事业的早日成功。

与达赖喇嘛会谈後，我们对海外民主运动的涣散疲软状况极不适应当前反专制斗争的形势需要有了更痛切的认识。